第229章 初到法学所(2/4)
手写着‘内部参考，严禁外传’，编号JY-77-082。我抄了其中十七个案例，包括‘安图县张树根盗伐林木案’——那案子后来被最高院列为典型，判词里‘社会危害性与行为手段恶性程度呈非线性相关’这句话，就是从我论文第三章引申出来的。”葛主任没说话，手指无意识捻着信封边缘。
“您若不信，可以现在打电话给延边档案馆。金师傅还在职，每月十五号雷打不动去馆里整理旧档。”李默文声音很轻，却像钉子楔进冻土，“至于返城档案……”他掏出裤兜里一张泛黄的硬纸片，上面盖着三枚红章：延边州革委会知青办、安图县革委会、长白山公社革委会，“这是原件。公章的印泥颜色不一样，因为盖章时间差了十七天——州里批得最快，公社拖到最后一刻才盖。您拿放大镜看，长白山公社那枚章，边框有细微裂纹，和去年县里销毁的旧章模具完全吻合。”
葛主任终于伸手，却不是接信封，而是从自己上衣内袋取出个小本子，撕下一页纸，又掏出钢笔，刷刷写下几个字，撕下来递给李默文：“王校长说，下午谈话，你带这个进去。”
纸上只有一行字：“成老让你今晚七点，去他家小院西厢房。”
李默文捏着纸条，指腹摩挲着粗糙的纸面。成老的小院，他去过三次。第一次是七七年冬天，雪下得厚，成老让他蹲在院中扫雪，扫完三遍，才准他进屋喝一碗热姜汤；第二次是七八年开学前，成老指着墙上一幅褪色的《资本论》手抄本影印件，让他逐字校对错漏；第三次是三天前，成老塞给他一本没署名的油印小册子，扉页用铅笔写着：“刑法的魂不在条文，在人心称量公义的刻度——此度，须以马列主义为基尺。”
巷口风突然大了，卷起一股陈年灰尘。李默文把纸条折好，放进手表后盖夹层——那里还藏着一小片干枯的椴树叶，是成老去年秋天摘的，叶脉清晰如刀刻。
“葛主任，”他拿起手表，重新扣上表带，“下午三点，我准时到。”
葛主任点点头，转身欲走，又停住：“钱明军……今早跟徐副主任秘书碰过面。”
李默文嗯了一声，没问细节。他知道钱明军不会蠢到直接找徐单民，必然绕了三道弯——先买通秘书办打杂的勤务员，再让那人“偶然”把信塞进徐副主任常坐的那把藤椅坐垫下。徐单民捡到信时，袖口蹭到了椅垫边沿一点灰，那灰里混着食堂蒸笼布特有的碱味——李默文早上看见勤务员蹲在蒸笼旁擦地板。
他端起搪瓷缸子，里面小米粥已凉透，浮着薄薄一层米油。他仰头喝尽，喉结上下滚动，像咽下一口冷铁。
回到宿舍楼，推门时撞见史鸿飞抱着一摞油印稿从楼梯口上来。史鸿飞胳膊底下还夹着本硬壳笔记本，边角磨损得厉害，露出里面淡蓝色衬纸。
“默文！快看！”史鸿飞眼睛发亮，把最上面那叠稿子塞给他，“北大孙教授的助教刚送来的！说孙教授连夜改了你论文里的三个注释，还加了段按语——‘李默文同学所倡‘社会危害性四阶评估法’，较现行苏俄四要件理论，更契合我国司法实践土壤，建议纳入新编刑法学教材试用版’！”
李默文接过稿子，纸页带着油墨未散的微温。他翻到孙教授加注那页，果然在原文“社会危害性需具时空具体性”后，多出一行小楷：“然具体性之判断，不可脱离阶级分析视角。某地社队干部挪用救济粮案，表面危害仅限于本村，实则动摇基层政权公信力，此即空间有限而政治危害无限之证。”
字迹清峻，力透纸背。
“孙教授……”李默文指尖划过那行字，“他今早答辩时，可不是这态度。”
史鸿飞挠挠头：“嗐，孙教授让我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