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25章 风向转变(2/3)
。”他举起最上面一页，纸张背面隐约可见铅笔批注：“1958年某县法院，原告持民国地契诉争宅基地，法官援引大理院1935年判例，认定‘地契虽旧，权利不灭’，但补充‘该权利受集体化政策限制’——技术性规范被嵌套进政治性框架，这才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真实路径。”
后排突然有人站起来：“李同学！你这是把资产阶级法当万能钥匙！”说话的是北大法学院77级学生，胸前别着“法学研究会”徽章。
李默文看着他，忽然笑了：“同学贵姓？”
“陈立军。”
“陈同学，你上周在《政法论坛》发表的《论计划经济下合同自由边界》，我读过第三遍。”李默文语速不变，“你在文中用‘要约-承诺’模型分析国营厂间调拨单效力，还特别注明‘此模型仅作技术分析，不涉所有制性质’。请问——这算不算‘资鉴’？”
陈立军张了张嘴，喉结上下滚动，最终垂下头去。他身后几个北大同学交换着眼色，有人悄悄撕掉刚写好的质询提纲。
李默文没再看他，转向台侧：“徐老师，能否麻烦您打开投影仪？我带了份对比图。”
徐子亲自起身调试设备。幕布亮起，左侧是1954年宪法草案讨论稿手迹，右侧是1982年宪法草案修改意见汇总表。两份文件并排，中间用红线标出十二处相似表述——全部集中在“公民权利义务”章节。
“1954年草案起草时，王汉斌同志带队赴苏联考察，带回三本苏维埃民法典译本。”李默文指向屏幕，“但他们发现，苏俄民法里‘国家所有权优先于个人所有权’条款，与我国农村土改实践严重冲突。于是起草组连夜修改，在第七稿中加入‘国家保护公民合法收入、储蓄、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的所有权’——这句话，后来成了1982年宪法第十三条的蓝本。”
他忽然提高声调：“诸位老师，我们争论‘要不要学西方’，可1954年那些前辈已经用行动回答：我们学的是技术，不是灵魂；借的是筋骨，不是血脉。今天讨论立法现代化，难道不该先弄清——我们真正继承的，究竟是哪套‘现代化’？”
全场死寂。连咳嗽声都消失了。
就在此时，会场侧门被推开一条缝。陶承岳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站在门口，手里捏着半截烟，烟灰积了长长一截。他没进来，只静静望着讲台上的年轻人，目光沉得像口古井。
李默文余光扫见那抹蓝色，喉结微动，却没停顿：“最后，请允许我引用恩格斯在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中的原话——‘法律不是压制，而是调节；不是禁锢，而是疏通。’真正的法制现代化，从来不是把旧瓶装新酒，而是让新酒酿出自己的瓶子。”
话音落处，掌声如潮水般涌来。不是礼节性的，是带着温度的、持续不断的鼓掌。徐子第一个站起来，随后是周主任，接着是北大那位戴玳瑁眼镜的老教授，他摘下眼镜擦了擦，又慢慢戴上，掌心拍得通红。
李默文鞠躬致谢，直起身时看见最后一排中央的儒雅中年人正缓缓合上笔记本。那人抬头朝他点头，眼神里有种洞悉一切的平静——正是法制委副主任徐单民。
散场铃响，人群如退潮般涌向出口。李默文被围在中间，有人递来名片，有人追问油印本来源，还有人塞给他半块巧克力：“同学，润润嗓子！”他笑着道谢，手却悄悄按住裤袋里那封硬质信封——陈世妍塞给他的，没署名，只写着“徐单民亲启”。
“默文！”徐子分开人群走来，脸色罕见地凝重，“法制委的人在休息室等你。”
李默文点头，跟着老师穿过走廊。两侧墙壁贴满历年法